把控内容靠“合伙”欢喜传媒称为“导演合伙人制”

编者按：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蓝莓财经”（ID：ITparty），作者：蓝莓君，36氪获授权发布。

2021年元旦刚过，欢喜传媒集团宣布与芒果TV达成战略合作协议。

协议内容包括在“芒果TV”手机APP全终端设立“快乐首播”专区，以及湖南快乐阳光运营的湖南运营商互联网电视业务。分享，战略合作协议为期三年。

不久前，2020年12月11日，欢喜传媒集团宣布与华为、小米达成战略协议，在小米电视、小米手机、华为电视、华为手机上开设“欢喜首映”专区。利益也由双方共享。

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欢喜传媒如此重视欢喜的首播呢？欢喜首播与这么多频道合作，能否成为国内顶级流媒体平台？

通过“伙伴关系”控制内容

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影视产业中明显处于上游地位，可以归为内容制作方。在内容制作把控上，欢喜传媒有自己的模式。

2015年，欢喜传媒由董平、宁浩、徐峥、向少坤共同创立。宁浩和徐峥在2015年入股时各持股19%，为第二大股东。

宁浩和徐峥两位明星导演作为股东，自然要为自己公司的发展出力。两人与欢喜传媒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合同。合约内容包括每三年执导一部或两部影片。欢喜拥有其作品的独家投资和制作权，以及大中华地区各频道的优先发行权。

这种合作模式被欢喜传媒称为“导演合伙人制”。通过这种合作模式，欢喜传媒以股权或合同的形式绑定了众多优质导演，打造了欢喜传媒的“导演群”。

除了宁浩和徐峥，欢喜传媒的股东董事还包括王家卫、陈可辛、顾长卫、张一白、张艺谋。非股东董事包括王小帅、贾樟柯、文军、李阳、陈大明、刘新刚。

内容是内容产业存在的基础，掌握了导演也就掌握了内容产业的主动权。对于欢喜传媒来说，“导演合伙人制”保证了优质内容的供给；对董事来说，有了股权激励和保留投资，他们的创作更有动力，也有更多的自由。欢喜传媒让创作者（导演）在内容供给端盈利。

此外，欢喜传媒的7名股东董事中，有4名董事的合同中有网剧项目。从这点可以看出，欢喜传媒的内容形式并不局限于电影。通过与董事的股权绑定、合同限制，欢喜传媒还拓展了新的内容形态。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出欢喜传媒的眼光很早就不仅仅局限于电影。

不过，欢喜传媒也为“导演合伙人制”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

2016年，欢喜传媒为董事王家卫、陈可欣、顾长卫、张一白派发新股非现金支出11.2亿港元，公司当年亏损12.54亿港元；非现金开支2.7亿港元，当年公司亏损4.45亿港元。

相较于欢喜传媒2015年和2017年财报显示的亏损超过9000万港元，2016年和2018年的亏损额由于股东董事增加债券的影响，显得有些高。

合作掌控渠道

影视行业可以简单分为内容制作方、发行方和渠道方。内容生产者负责提供内容，发行者负责宣传欢喜首映，渠道方负责将内容呈现给消费者（用户）。欢喜传媒作为内容生产者，主要依托线下+线上两个渠道。

对于欢喜传媒来说，电影在线下影院上映，欢喜传媒作为投资出品方可以获得票房收入，这是最传统的内容渠道变现方式。不过，欢喜传媒在线下渠道变现上喜欢与出版商“合作”。

以近两年的春节档电影为例。2019年春节档，欢喜传媒独家投资、导演宁浩执导的《疯狂的外星人》与发行方乐画花影业签订了28亿的担保协议。虽然失败了，但欢喜传媒依然收获了7亿元的收入，远超之前其他影片的收入。

2020年春节档，欢喜传媒独家投资、徐峥导演的《囧妈》也与横店影业签署了24亿元的担保协议。电影发行费用。但由于疫情等原因，欢喜传媒选择放弃担保协议，与字节跳动达成6.3亿元合作，《囧妈》在西瓜视频上线。

在线下渠道，对于一些热门影片，欢喜传媒选择与发行方签订担保协议，以获得更高的回报。欢喜传媒之所以能够在2019年扭亏为盈，除了参与制作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获得的高票房收入外，《独家投资担保协议》带来的利润《疯狂的外星人》也是重点。

电影在线下影院上映后，将陆续登陆线上平台。在线渠道方面，欢喜传媒传统的变现方式是将影视版权出售给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视频等视频平台。随着自有流媒体平台欢喜首播的推出，以及与各渠道的战略合作，欢喜传媒在线上渠道的变现方式大致演变为两种。

一是欢喜传媒用内容换取渠道方付费合作。

例如，2018年7月、2019年3月，猫眼娱乐入股并认购欢喜传媒股份，获得欢喜传媒独家发行电影、网剧的权利；2020年1月，字节跳动凭借《囧妈》斩获6.3亿元；2020年8月，B站以5.13亿港元入股欢喜传媒，获得网剧《风犬少年的天空》、《夺冠》等头部内容。

一是资源置换。欢喜传媒提供内容，渠道方提供平台，设立“欢喜首映特区”。

在与猫眼、字节跳动、哔哩哔哩达成合作后，合作内容还包括在合作渠道平台设立欢喜首播专区。此外，欢喜传媒近期还与华为、小米、芒果TV达成合作。此外，还与CCTV6旗下的1905电影网、百通达成合作。

不过，欢喜首播上线的时间并不长。欢喜传媒自2017年开始内测自有流媒体平台“欢喜首播”，2019年3月才开始试运营，主要采用“会员观看+付费点播”的形式，用户需要付费观看看电影，从而变现。

欢喜传媒CEO向少坤日前在接受36氪专访时提到了欢喜首播的一些数据。欢喜首播APP下载量已达2700万，付费用户达500万。这个数据对于国内主流的长视频平台来说并不高。而且，对于欢喜来说，线下渠道的收入远高于线上流媒体的收入。

不过，欢喜传媒的合作伙伴包括票务平台、视频平台、手机、电视硬件场景。他们从多渠道、多场景、多维度支持自有流媒体平台欢喜首播，引流。为什么欢喜传媒如此支持欢喜首播？

流媒体是要走的路

我们可以看到，疫情期间，线下影院停摆，《囧妈》率先“转院”。此后，多部影片纷纷效仿《囧妈》，放弃院线，转战网络渠道。

国外疫情依然严重。纽约时间2020年12月3日，华纳兄弟宣布取消其公司2021年出品的17部电影的窗口期，将在院线和流媒体平台HBO Max同步上映。

“院线转移”、“流媒体化”、取消窗口期的趋势，似乎都是疫情造成的。但是，通过分析疫情前的影视行业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些趋势早已存在。

“窗口期”是指一部电影从上映到制作成正版DVD在网络平台上线的这段时间。这种机制的安排是由于版权的边际成本递减效应，可以保证影院和版权所有者的利润。

但随着国内长视频平台的竞争延伸至影视版权，部分平台资产参与影视制作，平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为了尽快上映院线电影，长视频平台的窗口期越来越多。短的。

2019年上映的《爱情雄人镇》，2018年上映的《二十岁》，窗口期只有6天。《北海道》历时9天，《江湖儿女》上映13天即上线。这种窗口期缩短的例子比比皆是欢喜首映，有的电影甚至还在院线就已经上线了。

事实上，窗口期也是版权方、院线方、网络渠道之间利益博弈的体现。而窗口期的缩短，也证明线上渠道正在逐渐追赶线下影院。

欢喜传媒洞察到这一趋势，因此非常重视旗下流媒体平台欢喜的首发。

不过，《欢喜》的首播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流媒体平台属于内容平台，形成平台的关键条件是内容供给端能否大量持续供给，并让内容供给端的创作者盈利。虽然欢喜传媒可以依托“导演合伙人”制度，保证欢喜首播的优质内容供给，让导演盈利，但欢喜首播的内容并不“大而连续”。

影视剧的拍摄周期很长。此外，欢喜传媒签约董事6年，合同将于2021/2022年左右结束。未来两年可能是欢喜传媒的“内容爆发期”。

即便欢喜传媒可能迎来“内容爆发期”，欢喜首映片源依然有限。目前，除了欢喜传媒出品的剧集，欢喜首映平台上还有一些国外的经典电影或纪录片。相比国内领先的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，乃至西瓜、B站两大中型视频平台，影视版权资源比欢喜首映还要多。

在影视版权的争夺上，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持，而欢喜首映获得的资本支持明显弱于国内头部视频平台。

天眼查APP显示，欢喜传媒自2015年成立以来，仅有猫眼和哔哩哔哩进行过两次融资。雪球网数据显示，欢喜传媒市值约为50亿港元（41.64亿元人民币），与爱奇艺、哔哩哔哩等视频网站平台相差甚远。

除了内容供给难以为继外，由于欢喜首播的会员制和付费观看的门槛，欢喜首播渠道端吸引的流量也难以留存。

同时，欢喜传媒无法保证这些签约导演制作的某些优质内容。《囧妈》的豆瓣评分只有5.9分。在与部分导演签订的合同中，部分网剧包含联合制片人。如果只是一个名字，说不定会影响欢喜首映的口碑。

与欢喜传媒签约的导演也有自己的工作室，他们不会只根据欢喜传媒的合约来拍摄电影和电视剧。比如张艺谋导演的《一秒钟》上映后，接下来还有《坚如磐石》和《悬崖之上》，而张艺谋和欢喜传媒还剩下两部网剧合约。显然，张艺谋导演并不急于执行合约网剧计划。

结论：

欢喜传媒与导演合作保证内容，与渠道合作保证变现。虽然明确流媒体平台将是未来的趋势，但受制于国内视频平台的竞争环境，欢喜传媒只能从多场景、多渠道支撑自家流媒体平台。

但欢喜首播合作的渠道过多，部分特定合作伙伴内容的下架，大大降低了其内容的“独播”性，使其合作的平台在内容上失去了竞争力。

此次欢喜的首播，只是为了欢喜传媒增加一种线上变现的方式，同时也是为未来线上渠道压倒线下影院做好准备。不过，届时欢喜首播可能会直接与国内其他视频平台展开竞争。欢喜传媒还能干得好、干得轻松、干得开心吗？